过去若干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饱受批评和争议，概因其不断错过和错配（魏茨曼和阿吉翁），获奖者单一，过于被老年男性经济学家统治，理论和现实生活脱节，过于捍卫经济学近乎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的内恰性和严谨性，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是个吐故纳新，顺势而为的组织，今年的诺奖一出，以上几个碧玉微瑕迎刃而解。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4日中午，凭借对减轻全球贫困的实验性方法，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1961年生于印度)、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1972年生)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1964年生，印度裔美国人)共同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迪弗洛不仅是该奖项50年历史上第二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同时也刷新了该奖项最年轻年龄的记录。迪弗洛不相信自己（现年46岁）能够获奖。除此之外，更为有趣的是，巴纳吉和迪弗洛是一对夫妻，共同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而克雷默在哈佛工作。他们三人共同均分本年奖金。每个诺贝尔奖项都将获得900万瑞典克朗（约917,000美元）的现金奖励。由于瑞典克朗的贬值，奖金的美元价值在过去十年中下降了约30％。经济学奖的颁布为今年的诺贝尔奖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2019诺贝尔奖花落贫困研究

诺贝尔奖的官方委员会表示，2019年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的新方法极大地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这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三位经济学家的工作表明了如何通过在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领域将贫困分解为更小、更精确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来解决贫困问题，从而使问题更容易解决。

例如，鉴于他们的一项研究成果，超过500万印度儿童（那两位获奖男士都是印度裔美国人）受益于有效的学校补习辅导计划。再例如，他们的研究证明，当免费提供药物时，医疗保健计划会更加有效：

克雷默和合著者的一项野外实验调查了寄生虫感染后驱虫药的需求如何受到价格的影响。他们发现，有75％的父母在药物免费时给孩子服用了这些药，而当他们花费不到一美元时，只有18％的父母给孩子服用了这些药。随后，许多类似的实验也发现了同样的事情：穷人对预防性保健的投资极其敏感。

服务质量差是贫困家庭为什么在预防措施上投入很少的另一个解释。比如说，保健中心负责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经常缺勤。巴纳吉、迪弗洛等，调查了移动疫苗接种诊所（护理人员始终在现场）是否可以解决此问题。在被随机选择进入这些诊所的村庄中，疫苗接种率增加了两倍还多。

了解贫困的深层原因很重要

在迪弗洛看来，他们三人的工作重点都在于理解“贫穷的深层，及其相互联系的根源”。她说，决策者常常会被笼罩在贫困中，以为他们完全是绝望的，懒惰的或富有创造精神的人，而又不了解贫困的深层原因。我们的研究是找到一种方法能够逐一解开贫困问题，并尽可能科学地检查它们。该奖项还表彰了致力于全球贫困的数百名研究人员。她补充说，这是一个比我们三个人都要大的运动。

尽管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在近些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仍然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现在仍有7亿多人生活在极低的收入中。每年，约有50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疾病，而这些疾病本来可以通过廉价的治疗方法预防或治愈的。也许你不会相信，世界上有一半的儿童仍然没有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能力就离开了学校。

瑞典皇家科学院对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的“减轻全球贫困的实验方法”表示赞赏。今年的获奖者引入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有关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简而言之，它涉及将此问题划分为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例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他们表明，这些较小，更精确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在受影响最大的人群中进行精心设计的实验来最好地回答。例如，要找到提高儿童健康的方法，他们将研究各种实验方法，例如教育方法，卫生系统，农业方法和获得信贷的方法。

在1990年代中期，迈克尔·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试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并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强大作用。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常与迈克尔·克雷默一起，很快就对其他问题和其他国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可以说，他们的实验研究方法让发展经济学蓬勃发展了起来，并主导了现在的发展经济学。

迪弗洛获奖后的感慨

在之前预测2019年诺奖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迪弗洛的生平。在得知自己得奖后，当被问到她会如何使用奖金（三人组将分享900万瑞典克朗，约合720,000英镑）时，迪弗洛说，在她八岁或九岁时，读到玛丽·居里（Marie Curie）夫人用她的第一次诺贝尔奖奖金，投入到了进一步研究辐射的设备。她希望她能利用这笔钱在贫困研究方面做同样的事情。

当被问到看待英国退欧和贸易战带来的风险时，迪弗洛回答说，我们生活在动荡、艰难的时期，这也告诉我们：富裕公司中的许多人都担心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认为自己失去了尊严，在应有的世界中没有一席之地。她建议使用阿比吉特·巴纳吉和Kremer在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技术可以帮助解释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这些问题。

当被问到，成为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感觉如何时，迪弗洛表示经济学专业根本无法很好地对待女性，未来她希望看到更多的女性经济学家崛起，经济学的“环境”需要改善，要为妇女创造良好的环境。“我希望，通过我自己这个例子能表明一个女人有可能成功并获得成功的认可，我希望这会激发许多其他妇女继续工作，以及许多其他男人像每个人一样给予她们应有的尊重。”

诺贝尔奖颁发后，获胜者发展的理论常常处于尤为特殊的地位，这可能会在诸如政府政策和投资策略等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贫困问题。当然，我们对未来会有更多女性经济学家获得认可感到乐观，而我从事研究工作的麻省理工学院（MIT）一下多了两名诺奖得主，总数由94升为96个，破百指日可期，也是所有MIT校友的荣耀。MIT经济系在产出了大批罗伯特·索罗、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系泰斗之外，又产生了一位青年女性经济学家，不但领一时风气，且再次捍卫了经济系第一高地的权威地位，令人艳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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